第二十四章:秋天的心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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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因为,”父亲低下头,“我不会说。”

伊洛娜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想起莱奥——那个也不会说“我爱你”的人。但他会说别的。他会说“海很好看”,会说“你来更好看”,会说“我会等”。

也许“我会等”就是“我爱你”。

伊洛娜看向父亲。父亲点了点头。

“我去办出院手续。”他说。

第二天,他们把母亲接回了庄园。庄园比伊洛娜记忆中更破败了——花园里的杂草长到了膝盖,葡萄园的架子倒了一半,池塘已经完全干了,露出龟裂的泥底。但母亲看到这一切的时候,笑了。

“还是这里好。”她说。

她躺在床上,窗外就是那片干涸的池塘。她说她小时候在那里面抓过鱼,还说有一次掉进池塘里,差点淹死,是家里的一个长工把她捞上来的。

“那个长工后来怎么样了?”伊洛娜问。

“死了。打了一辈子光棍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我忘了。”

母亲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伊洛娜坐在床边,看着母亲的脸。睡着的时候,母亲的脸是平静的,没有痛苦,没有忧愁,像一个普通的、累了的老妇人。

她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她从来没有问过母亲,她叫什么名字。

不是拉科齐夫人,不是“伊洛娜的母亲”。而是她自己,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名字。

她叫朱莉娅。朱莉娅·拉科齐。

一个曾经年轻过的、爱过的、恨过的、后悔过的女人。

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。

同一天,维也纳。

雅各布·科恩在咖啡馆里接待了一个从布拉格来的客人。

不是马萨里克——马萨里克还在写他的书。而是一个陌生的、年轻的捷克人,自称是马萨里克的学生。

“老师让我转告您,”年轻人压低声音,“他的书快要写完了。明年春天出版。”

“出版?”雅各布有些惊讶,“在布拉格出版?”

“在维也纳。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。”

“不怕被封?”

“怕。但老师说不怕。”

雅各布沉默了。他知道马萨里克是一个固执的人,但没想到他固执到这种程度——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出版一本关于捷克民族复兴的书,跟直接走进监狱差不多。

“他还说了什么?”雅各布问。

“他说,谢谢您的咖啡。”

雅各布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“就这个?”

“就这个。他说,您会懂的。”

年轻人走了。雅各布站在柜台后面,手里握着那块擦杯子的抹布,久久没有动。

他懂。

马萨里克说的“咖啡”,不是咖啡。是信任,是支持,是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,一点微不足道的、但足以让人继续走下去的温暖。

费伦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。“那个年轻人是谁?”

“一个学生。”

“学什么的?”

“学怎么当一个捷克人。”

费伦茨摇了摇头。“你认识的人,越来越奇怪了。”

“不是奇怪。是危险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见他们?”

雅各布想了想。“因为,如果他们都不见了,这个世界就只剩我们这些‘正常’的人了。”

“正常不好吗?”

“正常好。但只有正常,太无聊了。”

莱奥在九月中旬收到了一封来自布达佩斯的信。不是伊洛娜写的,而是伊洛娜的父亲写的。

信的内容很简单:

“海登莱希少尉:

我是伊洛娜的父亲,拉科齐伯爵。我女儿经常提起你。她说你是一个‘不会说谎的人’。

她母亲病得很重,可能撑不过这个秋天。她很难过,但她不跟我说。她只跟你说。

如果你能来布达佩斯,请来。如果不能,请给她写信。她需要有人说话。

拉科齐伯爵”

莱奥读完信,去找马蒂奇。

“军士长,我要请假。”

“几天?”

“不知道。也许一周,也许一个月。”

“去哪?”

“布达佩斯。”

马蒂奇看着他。“为了那个姑娘?”

“嗯。”

“去吧。”马蒂奇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炮台有我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莱奥收拾了一个小包,去火车站买了最近一班去布达佩斯的票。火车是晚上七点的,到布达佩斯要第二天早上。

他坐在候车室里,手里握着那张车票,心里想着伊洛娜。

他想起她在渔市看鱼的样子,想起她在炮台看日出的样子,想起她在火车站说“你总是说‘以后’”的样子。

他欠她很多“以后”。

现在,他要给她一个“现在”。

伊洛娜在九月十八日那天,第一次给莱奥写了信。

不是回信——她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莱奥的信了。而是她自己想写。

她写道:

“莱奥:

我母亲快不行了。医生说,可能就这几天。

她今天早上忽然清醒了,跟我说了很多话。她说她年轻时很漂亮,有很多人追求。她说她选了我父亲,不是因为爱他,而是因为他是最‘安全’的。不会打她,不会骂她,不会在外面找女人。

她说,‘安全’比‘爱’重要。

我不信。

你呢?”

她把信折好,塞进信封,但没有贴邮票。

她不知道该不该寄出去。

她怕莱奥来了,看到她的样子——哭过的、憔悴的、不像一个“不会假笑的女人”的样子。

她也怕莱奥不来。

她把这封信放进抽屉里,跟那些匿名威胁信放在一起。

一封是恨。一封是爱。

她分不清哪个更重。

九月二十日,朱莉娅·拉科齐去世了。

她走得很安静。早上还喝了一碗粥,跟伊洛娜说了几句话。然后她说困了,想睡一会儿。伊洛娜帮她掖好被子,坐在床边看着她的脸。

大约过了半个小时,伊洛娜发现母亲不再呼吸了。

她摸了摸母亲的手。还有一点温度,但已经在变凉。

“妈,”她轻声说,“妈。”

没有回答。

她站起来,走到窗边,看着窗外那片干涸的池塘。

池塘里没有水,只有泥。泥上有几片落叶,被风吹得慢慢移动。

她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那句话:“你像你父亲。”

不,妈。我像您。

您只是不知道。

葬礼在九月二十二日举行。

来的人不多——拉科齐家族已经没落了,亲戚们大多不愿意来,怕被借钱。只有几个老邻居和父亲的老朋友来了。温迪施格雷茨王子没有来,但送了一个花圈,花圈上的缎带写着:“永远怀念。”

伊洛娜看着那个花圈,觉得“永远怀念”四个字很轻,像一阵风就能吹走。

莱奥是在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到的。

他穿着一件黑色的便装,没有穿军服。他站在庄园门口,手里提着一个包,脸上带着长途旅行后的疲惫。

“你怎么来了?”伊洛娜站在门口,看着他。

“你父亲写信给我。”

“他写了什么?”

“说你难过。”

“我不难过。”

“你在撒谎。”

伊洛娜看着他,眼眶红了。

“进来吧。”她说。

她带他走进客厅。客厅里还摆着母亲的遗像,黑白照片,母亲穿着年轻时的裙子,微笑着,像另一个人。

莱奥站在遗像前,站了很久。

“你母亲很漂亮。”他说。

“那是她年轻的时候。”

“你像她。”

伊洛娜愣了一下。“我父亲说我像我父亲。”

“你父亲错了。你像你母亲。眼睛、下巴、嘴角。都像。”

“你怎么看出来的?”

“因为我见过你笑。你笑起来的样子,跟这张照片一样。”

伊洛娜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
她没有擦。她让它流。

莱奥站在她身边,没有抱她,没有说话。他只是站着。

有时候,站着就够了。

他们在庄园里待了三天。

第一天,伊洛娜带莱奥看了庄园。葡萄园、池塘、马厩、菜地。大部分都荒了,但还能看出从前的样子。

“以前这里很热闹,”伊洛娜说,“有十几个佣人,几十匹马,每年秋天都办舞会。”

“后来呢?”

“后来穷了。马卖了,佣人辞了,舞会不办了。”

“你怀念吗?”

“不怀念。我讨厌舞会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舞会上的人都在假笑。”

莱奥点了点头。“那你现在不笑了。”

“现在不想笑。”

“那就别笑。”

他们走到干涸的池塘边。伊洛娜蹲下来,捡起一片落叶。

“我母亲小时候掉进这个池塘里,差点淹死。”

“你会游泳吗?”

“会。我父亲教的。”

“他教你的时候,池塘里还有水吗?”

“有。那时候还没有干。”

莱奥看着那片干裂的泥地,忽然说:“会再满的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池塘。会再满的。下雨,就会满。”

伊洛娜看着他的脸。“你总是这么乐观?”

“不是乐观。是相信。”

“相信什么?”

“相信水会来。人也会来。”

伊洛娜低下头,把落叶放回地上。

“莱奥,”她说,“谢谢你来了。”

“我说过,你需要我,我就来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过需要你?”

“你不用说。我能感觉到。”

伊洛娜站起来,拍了拍裙子上的土。

“走吧,”她说,“该吃午饭了。”

第三天,莱奥要回的了里雅斯特了。

伊洛娜送他到火车站。布达佩斯的火车站比维也纳的小,但人不少,到处是提着行李、抱着孩子的旅客。

“你什么时候再来?”伊洛娜问。

“不知道。也许冬天。”

“冬天很久。”

“你不是会等吗?”

“会。”

莱奥看着她,伸出手,轻轻握了握她的手。

“伊洛娜,”他说,“你母亲走之前,跟你说了什么?”

“她说,‘不要像我。’”

“那你呢?你会像她吗?”

伊洛娜想了想。“不会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我会说‘我爱你’。”

莱奥愣了一下。他的脸微微红了。

“你……你在说谁?”

“没谁。我在说以后。”

火车鸣笛了。

莱奥松开她的手,转身走上火车。他找到座位,坐到窗边,看着窗外的伊洛娜。

火车缓缓开动。

伊洛娜站在月台上,没有挥手,没有喊话。她只是站在那里,像一棵种在水泥里的树,安静地、固执地,看着他离开。

火车消失在视线之外。

她低下头,发现自己的手还伸着。

像在握一个已经不在的人的手。

她把手收回来,放进外套口袋里。

口袋里有一张纸条,是莱奥上车前偷偷塞给她的。

她打开纸条,上面写着一行字:

“我会等你。不管多久。”

伊洛娜把纸条折好,放进口袋。

她抬起头,看着灰蒙蒙的天空。

布达佩斯的秋天,快要结束了。

“您在医院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想回真正的家。回布达佩斯,回庄园。不是这个白色的房间。”

她坐起来,自己喝了半碗粥,然后对伊洛娜说:“把窗户打开。”

伊洛娜打开窗户。秋天的风吹进来,带着落叶和泥土的味道。

“我想回家。”母亲说。

“能治吗?”伊洛娜问。

“能控制。但治不好。”医生摘下眼镜,擦了擦,“她的身体太弱了。长期营养不良,加上……心情不好。”

心情不好。伊洛娜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母亲嫁给了不爱的人,过了一辈子不快乐的日子。她的肺是被不快乐慢慢啃坏的,像虫子啃木头,从里面开始,等你发现的时候,外面已经空了。

也许所有的“我爱你”,都是“我会等”的另一种说法。

九月十日,母亲忽然清醒了。

“她想要我说‘我爱你’。我说不出口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父亲每天都来。他坐在病房的另一边,不说话,只是看着母亲。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,背也驼了,但眼睛还是亮的——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伊洛娜从未见过的、近乎忏悔的神情。

“爸,”有一天伊洛娜问他,“您爱过妈吗?”

母亲的情况时好时坏。好的时候能坐起来喝一碗汤,说几句话。坏的时候就一直睡,呼吸很轻,轻到伊洛娜要凑到她的脸前才能确认她还活着。

医生说,是肺痨。

父亲沉默了很久。

“爱过。但不是她想要的那种。”

“她想要哪种?”

1874年9月,布达佩斯

布达佩斯的秋天比维也纳来得早。

九月初,多瑙河两岸的梧桐树就开始落叶了。不是一片一片地落,而是一整树一整树地黄,黄到透亮,然后在某一阵风过后,哗啦啦地铺满地面。伊洛娜站在母亲病房的窗前,看着那些叶子被风卷起来,打着旋,又落下去,觉得它们像一群没有翅膀的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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