陌生亲缘

张艳红低着头，加快脚步。她身上那套洗得发白的西装，脚上那双人造革的黑色低跟鞋，以及那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帆布包，让她感觉自己像个误入高级宴会的闯入者。她能感觉到偶尔有目光从她身上掠过——不是刻意的打量，而是一种下意识的、带着轻微讶异的扫视，仿佛在说：这个人怎么会在这里？

她将帆布包往身前拢了拢，试图让它看起来不那么显眼。

八点十分，她刷卡进入丽梅大厦。冷气扑面而来，让她打了个寒颤。巨大的挑高中庭，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面，衣着光鲜、神情自信的人们——这一切依旧让她感到眩晕和不真实。她快步走向员工电梯，避开主电梯区——那里通常属于高管和访客。在拥挤的员工电梯里，她缩在角落，盯着不断变化的楼层数字，心里默数着。

“艳红，快点！晚高峰开始了！”领班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带着不耐烦。

“来了！”她赶紧应声，小跑着进入前厅。

快餐店的繁忙与写字楼的繁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。这里充斥着炸鸡的油烟味、孩子的哭闹声、顾客催促的喊声，以及收银机不断开合的“咔嗒”声。张艳红被分配到点餐收银岗——这是最累也最容易出错的岗位。

“欢迎光临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”她脸上挂起标准化的笑容，声音尽量保持轻快，尽管喉咙因为一天说话已经有些沙哑。

顾客们形形色色：有下班后懒得做饭的年轻白领，有带孩子来“奖励”一顿的家长，有约会的情侣，也有疲惫的打工者。他们点餐的速度或快或慢，要求各不相同——这个要少冰，那个要额外番茄酱，这个对花生过敏，那个要确认是不是现炸的……

张艳红的手指在触摸屏上快速点击，同时要准确报出金额，收钱找零，还要时不时回答顾客的问题：“套餐里的饮料可以换吗？”“薯条可以加大吗？”“卫生间在哪里？”

她的脑子必须高速运转，不能出错。一次点餐错误，可能意味着顾客投诉，而投诉意味着罚款，甚至可能丢掉这份宝贵的兼职。她的动作已经相当熟练——这是过去几个月在类似场所打工练就的本能。但精神必须高度集中，因为稍有分神，就可能把“中可乐”点成“大可”，或者算错找零。

八点半左右，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来到柜台前。男人看起来心情不佳，皱着眉头看菜单。

“两个汉堡套餐，都要牛肉的，一个薯条加大，可乐都要去冰。”男人语速很快。

“好的，牛肉汉堡套餐两份，一份薯条加大，两杯中可乐去冰，一共是六十七元。”张艳红快速操作着。

男人递过一张百元钞。张艳红找零，然后将小票和找零一起递过去：“您好，找您三十三元，请到旁边稍等取餐。”

男人瞥了一眼小票，突然提高了声音：“等等！我要的是中可乐，你这小票上怎么打的是大可乐？想多收钱啊？”

张艳红心里一紧，连忙仔细看屏幕——果然，刚才操作时手快，不小心点成了“大可乐”。她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先生，是我操作失误，我马上给您改过来……”

“改过来？我都等半天了！你们这些人做事能不能认真点？”男人不满地敲着柜台，“知道我时间多宝贵吗？快点！”

“真的很抱歉，马上就好……”张艳红手忙脚乱地操作退单重开，额头上渗出细汗。她能感觉到后面排队顾客投来的不耐烦的目光，领班也朝这边看了一眼，眼神里带着警告。

重新下单，出小票，再次道歉。男人冷哼一声，拿过小票走了。张艳红松了一口气，但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对下一位顾客挤出笑容：“欢迎光临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”

这样的小插曲在快餐店工作中并不少见。有时是顾客无理取闹，有时确实是她们忙中出错。无论哪种，最后承受压力和责难的，总是她们这些最底层的员工。

晚上十点，快餐店打烊前的最后一批顾客离开。张艳红和另外两个兼职的女生开始做闭店清洁——擦桌子、拖地、清洁卫生间、清点收银机。她的腰已经酸得直不起来，脚踝因为长时间站立而肿胀疼痛，嗓子干得像要冒烟。

“艳红，3号桌下面还有薯条渣，没擦干净。”领班检查时指出。

“我马上重擦。”她哑着声音说，没有争辩，拿起抹布蹲下身。地板砖的缝隙里塞着细小的食物残渣，必须用指甲一点点抠出来。她的指甲缝里塞满了污垢，但此刻已顾不上这些。

十点四十分，终于下班。领班将今天的工资现金发给她——四个半小时，扣除半小时休息，按小时计费。薄薄几张钞票，还带着收银机的油墨味。她小心地数了两遍，确认无误后装进内袋，拉上拉链。

换回自己的衣服，走出快餐店。夜风带着凉意吹来，商业区的霓虹依旧闪烁，但行人已少了许多。她站在街边，看着那些从高档餐厅走出来、谈笑风生的人们，看着橱窗里标价昂贵的商品，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之间，隔着一层厚厚的、无法穿透的玻璃。

胃部传来一阵绞痛——她才想起，自己只在下午五点匆忙吃了一个早上带的冷馒头。现在饿得发慌。

街角有一家便利店，她走进去，在打折货架前徘徊许久，最终拿起一袋最便宜的速食面，又看了看旁边的卤蛋——标价两块五。她犹豫了几秒，还是将卤蛋放了回去，只拿着那袋速食面去结账。

回到城中村的出租屋，已是夜里十一点多。她用那只小电热杯烧开水，泡开速食面。狭窄的房间里弥漫着廉价调味料的人工香味。她坐在床边，小口小口地吃着这碗没有任何配菜的泡面，每一口都嚼得很慢，仿佛在品味什么珍馐。

窗外的城中村尚未完全入睡，远处传来打牌的喧哗声、夫妻吵架的声音、孩子的哭声。这些声音与她无关，又与她息息相关——这是她生活的背景音。

吃完面，她将汤也喝得一滴不剩。胃里有了食物，身体似乎恢复了一点力气。她拿出手机，看了看日期——距离发薪日还有一周。而今天早上，母亲又发来一条短信：“红，你哥看中那套房，房东说这周末前要交定金，还差五千。你那边想想办法。”

五千。她看着这个数字，感到一阵窒息。快餐店四天的兼职收入，加上丽梅集团下周五发的工资，也许刚刚够。但交了这五千，下个月的房租怎么办？生活费怎么办？

她疲惫地倒在床上，连洗漱的力气都没有。天花板上的水渍在昏暗的灯光下像一张扭曲的地图。她想起白天在丽梅大厦的电梯里，听到两个年轻女同事讨论周末要去新开的网红餐厅打卡，人均消费三百多。三百多，是她十个小时的兼职收入，是五十袋速食面，是母亲一个月的降压药。

两个世界。她清楚地知道，自己正艰难地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——一个她白天勉强进入却永远无法真正融入的光鲜世界，一个她夜晚回归且永远无法挣脱的困顿世界。而连接这两个世界的，是早晚高峰拥挤不堪的地铁，是快餐店收银台上不断跳动的数字，是手机里那些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的汇款要求。

她在床上蜷缩起来，抱紧自己。身体很累，很累，但脑子却异常清醒。她想起明天早上还要六点四十起床，想起韩丽梅交代的董事会会议准备工作还没完全检查，想起快餐店领班说明天有卫生检查要提前到店……

睡眠成了奢侈品，休息成了必须压缩的成本。在这座不夜城的霓虹灯下，在无数个像她一样挣扎求生的打工者中，张艳红闭上干涩的眼睛，强迫自己入睡。

明天，又是同样的一天。挤地铁，上班，再挤地铁，兼职，吃速食面，然后在疲惫中等待下一个黎明。

这是她的生活，真实、具体、不容喘息的生活。而那个在三十六层俯瞰众生的女人，那个与她有着神秘血缘联系却遥不可及的女人，大概永远不会知道，也永远不会关心，这具与她分享着相似基因的身体，每日如何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，被碾磨、被消耗、被压榨到极限。

但在彻底失去意识前，张艳红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像黑暗中的一点火星，微弱却不肯熄灭：至少，今天又撑过去了。至少，我还在向前走，哪怕每一步都那么沉重。

她睡着了，连梦都没有力气做。窗外的城市依旧灯火辉煌，如同一条璀璨的星河。而她是这星河中最不起眼、最黯淡的一粒尘埃，在既定的轨道上，日复一日地，艰难运转。

快餐店的兼职是她在网上找到的，时薪低得可怜，但好在时间灵活，且日结一部分现金——这对她来说至关重要。家里的汇款要求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，仅靠丽梅集团那份试用期工资，扣除房租和最基本的生活费后，所剩无几。

七点十五分，她抵达快餐店。在员工更衣室匆匆换上一套红黄相间的制服——化纤面料，不太透气，还带着前一个穿着者留下的淡淡汗味。她用最快的速度将头发重新扎紧，戴上帽子，对着斑驳的镜子检查自己的仪容。镜中的自己眼圈更深了，嘴角因为长时间保持礼貌性微笑而有些僵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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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六点三十分，张艳红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丽梅大厦。

晚高峰的地铁站依然拥挤，但她已经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穿梭其中。这一次，她的目的地不是城中村，而是位于城市另一端的商业区——那里有一家全国连锁的快餐店，她每周有四个晚上在那里兼职。

七点整，她抵达城中村口的公交站。站牌下已挤满了等待的人群，大多穿着工厂制服，面色疲惫，沉默地站着，像一群被生活驱赶的羔羊。张艳红挤在人群中，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。她要先坐四站公交车，到地铁换乘站。

早高峰的公交车是这座城市对底层打工者的第一道考验。车门一开，人群如潮水般涌上。张艳红被推搡着挤上车，后背紧贴着陌生人的前胸，几乎无法呼吸。车厢里弥漫着汗味、廉价早餐的油腻味，以及一种难以言说的、属于早起奔波的困顿气息。她一只手紧紧抓着帆布包的带子，另一只手勉强扶住栏杆，身体随着车辆的颠簸而摇晃。

车窗外的景象从杂乱无章的城中村，逐渐过渡到稍显整洁的居民区，再到开始出现玻璃幕墙写字楼的区域。这座城市像一幅渐次展开的画卷，而张艳红正从一个图层，艰难地移向另一个她永远无法真正进入的图层。

又是新的一天，又是与那个高高在上的女人、与那些她完全不懂的工作、与那些她无法融入的同事，再次近距离接触的一天。

然而，对她而言，在丽梅集团的八小时工作，并非一天的终点，而只是另一个开始。

地铁穿过大半个城市。她在“国际金融中心站”下车，这是丽梅大厦所在的地铁站。走出车厢的瞬间，人流分作两股——一股涌向出站口，一股继续等待下一班列车。张艳红被推着向前，几乎是本能地顺着最熟悉的那条路线移动。

从地铁站到丽梅大厦的短短三百米，是这个城市最鲜明的阶层切片。通道两侧是光可鉴人的奢侈品广告牌，妆容精致的模特身着当季新款，嘴角挂着矜持而疏离的微笑。赶时间的白领们步履匆匆，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发出清脆的节奏，西装革履的男士们边走边对着耳机快速说着英语或专业术语。空气中弥漫着咖啡香、香水味，以及一种“精英”区域特有的、被精心过滤过的清新空气。

七点二十五分，她在“南城大道站”下车，汇入更加汹涌的人流——地铁站口。

这是南城最繁忙的地铁枢纽之一。自动扶梯上站满了人，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急切。张艳红跟着人流往下走，空气变得潮湿闷热。过安检时，她熟练地将帆布包放进传送带——里面只有钱包、钥匙、手机、一个旧水杯和用塑料袋装着的两个馒头，那是她的午餐。

从衣柜里取出那套深蓝色西装套裙，这是她最体面的衣服，也是唯一一套能在写字楼里不被一眼看出“不同”的行头。但连续穿着几天，即使每晚回来后都用湿毛巾小心擦拭，凑近时仍能闻到淡淡的气味——不是汗味，而是布料在潮湿空气中反复穿着的、一种难以描述的陈旧气息。她往腋下扑了点最便宜的爽身粉，希望能稍微掩盖。

六点五十五分，她锁上那扇薄薄的铁皮门，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走进楼道。楼道里堆满邻居的杂物，灯光昏暗，墙皮剥落。她小心地避开地上的一摊水渍——那是楼上水管常年渗漏留下的痕迹。

站台上早已人山人海。列车进站的轰鸣声由远及近，车门打开的瞬间，等候的人群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张艳红被人流裹挟着向前，几乎脚不沾地地被挤进车厢。她瘦小的身躯被挤压在几个高大的乘客之间，脸颊几乎贴到冰冷的车门玻璃。

车厢里空气污浊，混杂着香水、汗水和早餐的各种气味。她能听见周围有人在用蓝牙耳机打电话谈业务，有人刷着手机视频发出笑声，有人闭目养神。而她只是努力保持平衡，避免摔倒。她的帆布包被挤压得变形，但她更担心的是包里那两个馒头——如果被压扁了，中午吃起来会更难下咽。

列车启动，加速。在隧道中穿行的轰鸣声震耳欲聋。张艳红透过拥挤人群的缝隙，瞥见车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——一张苍白、疲倦、毫无表情的脸。她忽然想起在北方县城时，每天步行半小时去餐馆打工的日子。那时虽然也辛苦，但至少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能看到天空。而在这里，在这座光鲜都市的地下脉络里，她像一粒被裹挟的尘埃，在黑暗的管道中随波逐流。

清晨六点四十分，张艳红从那张坚硬的木板床上挣扎着醒来。

窗外天光未亮，城中村逼仄的巷道里已传来早点摊摆摊的响动、摩托车的发动声，以及早起打工者们匆匆的脚步声。她在黑暗中摸索着按下那只廉价闹钟的按钮——这只闹钟是她刚到南城时在地摊上花八块钱买的，塑料外壳已经磨损，但指针走动的声音在寂静的清晨格外清晰。

十五分钟洗漱整理。她用冷水拍打脸颊，试图驱散睡眠不足带来的昏沉。镜子里的自己眼眶下有淡淡的青黑，皮肤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睡眠不足而显得暗淡。她仔细梳理那头及肩的黑发，用最便宜的黑色发圈扎成一个低马尾，确保没有碎发落下——这是公司对新员工仪容的基本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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